驻守边疆十余年 把西藏当第二故乡

7月27日,江苏南京,汪琦在接受采访。

 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  汪琦

  1931年9月出生,1949年2月入伍,1950年在四川入党。随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进军大西南,是首批进藏女兵之一。现为江苏大学离休干部、江苏省军区南京第十六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彭光遗属。

  直到离开很多年后,汪琦还会时常想起在西藏的岁月。

  1951年初,汪琦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的一名女战士,随部队徒步进入西藏,是首批1100余名进藏女兵之一。

  那时,她刚刚参军。全军上下联络只能通过无线电台,用密电码进行沟通,她就是那个“翻译”的角色。白天随部队穿行在雪山、冰河和风雪中,夜晚还要加紧翻译中央台的密电,她常常点着小煤油灯熬夜工作。天亮了,整张脸上落满了煤油的黑灰,眼睛也熬成了近视。

  那段岁月无疑是艰苦的。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天气里,没有燃料,没有取暖设备,他们拿羊毛填进衣服内层,有时上面还沾着羊粪。多数时候,把麦子、大豆、花生等作物加工成代食粉用水烫成糊,就是每天两餐的主食。高原上水的沸点低,食物烫不熟,很难消化。包括汪琦在内,很多人都落下了肠胃病。

  驻守西藏十余年后,1965年,为了照顾孩子,她不得不离开西藏,回到内地工作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,她先后资助了十多名贫困藏族学生,直到他们毕业,回到西藏工作。

  汪琦说,“我在年轻的时候到西藏,在那里付出青春,挥洒热血和汗水。我对那个地方很有感情,它过去是那么贫穷落后,现在变得那样好,我感到由衷的欣慰。”

  “第二次长征”

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徒步进藏的半年,被刘伯承元帅称为“第二次长征”。而对汪琦来说,那是她人生中“最好的日子”。“在路上的磨炼,让我受益终身,是我受到的‘最好的教育’。”忆及此,汪琦神色坚定,充满怀念。

  她回忆,从四川甘孜到拉萨,四五千米以上的雪山就有16座。翻山之前,她都要把文件、皮包紧紧扎在腰间皮带内。

  在山脚下时,一条小溪挡住了去路。前面部队新架的独木桥上已结了一层薄冰。她小心翼翼地挪步过桥。刚到桥中间,脚底打滑,身子一歪,跌进了冰冷的水里,幸好后面的战友赶上,把她拽了起来。

  “好不容易到达山顶,云雾弥漫,狂风夹着飞雪一起向我打来。顿时胸闷气喘,呼吸特别困难,两腿僵硬得不听使唤,并发出咔咔的响声,原来湿裤子已结了冰。刺骨的凉气直逼全身,上下牙直打架,腿和脚已失去知觉,像木棒似的机械挪动。行走的步子越来越慢,已远远地落在队伍的后面,心中十分焦急,拼出全身力气向前追赶。”汪琦在回忆录里写道。而翻过山头,换了衣裤,她的第一反应,是检查皮包里油布包裹的机要文件。所幸,文件完好无损。

  遥远的路途中,女兵有更多生理上的不便。和汪琦一同进藏的女兵,有1100多人。但对于一名战士来说,一切困难都是前进路上的“小插曲”。

  军直机关先行抵达拉萨的那天,张国华司令员、谭冠三政委率领全军指战员,通过汪琦等机要人员手中的密码电报向党中央、毛主席和西南军区首长报告:进藏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。汪琦和战友们激动不已,“已经热泪盈眶。”

  永远的“第二故乡”

  1952年,汪琦和一同进藏的战友彭光相爱结婚。次年,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,取名“西原”。

  怀孕生子期间,汪琦的胆结石反复发作,再加上缺氧、营养不良,两条腿也浮肿起来。1954年6月,她和战友一起送孩子回内地。汪琦自己拿木板钉了个箱子,顶上用纱布蒙起来,下面铺着小被褥,让当时不满十个月的儿子睡在里面。

  当时,川藏公路正在施工,刚刚修通到昌都,而从拉萨到昌都,还有上千公里的路程,要爬山、过河、露宿,徒步行走。

  走到一条大河边时,意外发生了。汪琦形容当时的河面,“巨石林立,河水咆哮,如万马奔腾,激流撞击着巨石,白浪冲天,发出震耳的吼声。”

  河上架设着一座新桥,她和两名男战士牵着满载母子俩生活用品的马,走到桥中间,马的左后腿突然插进了桥缝,怎么也拔不出来。其中一名男战士找来一根木棍,想把桥缝撬开一些,但一撬,木桥突然断裂,三个人和马都落进了湍急的河中。汪琦恍惚中使劲抓住一名男战士的衣服,两人在河水中不知道翻滚了多久,被巨石挡住,才没被水冲走。

  第二天,队伍在下游二三里处找到了已经淹死的战马尸首。“而那位年轻的男战士,我们找了两天,也没有找到,估计已经牺牲了。”

  每当回忆起这件事,汪琦总是感到沉痛。“他是为了我才牺牲的,我却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。”16年后,大儿子西原初中毕业,也来到西藏边防做机要工作,服役六年退伍。对于他们一家来说,西藏成为了永留心底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
  “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我的一切”

  汪琦总说,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,更没有我的一切。”

  她是在日军的阴影下度过的童年。八岁的一天,一队日本兵闯进了汪琦的家,要钱要物不成,打伤了她的祖父,不久祖父病逝。

  年幼的汪琦经历了人生第一场“巨震”,“国家的灾难,民族的危亡,带来了家庭的苦难和童年的痛苦。精神上当亡国奴的屈辱,生活上的艰难使我从小立下志向,长大后要自强救国。”

  之后,汪琦辗转了几所学校,在战乱年代坚持读书。1948年,家乡开封解放后,汪琦也从师范学校毕业,接着参军入伍,被编入第十八军,往大西南前进。

  她记得,他们途经南昌、长沙到成都,准备围剿国民党最后的残余部队。刚到长沙,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如今,年过九旬的汪琦回想起这段岁月时,仍然神情激动,声调像唱歌一样高高扬起,眼里有光芒闪烁。一位革命女性波澜壮阔的一生,由此而始。

  2021年,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,汪琦拿出自己多年来攒下的三十万元积蓄,郑重向省军区党委及干休所党委递交缴纳特殊党费申请书。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,更没有我的一切。我坚定对党的信仰和革命理想不动摇,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,永远听党话,跟党走。”

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,更没有我个人的一切。我坚定对党的信仰和革命理想不动摇,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,永远听党话,跟党走。 ——汪琦

  本版采写/新京报记者 徐杨